本例是于大正7年(1918年),在蓄水池工程建设之时偶然被发现。据发现者口述的记录,二者的出土位置位于地下60cm左右。
铜铎为小型,铎身的主要花纹为A面流水纹,B面袈裟榉纹,这种花纹结构极为罕见,在铜铎的变迁过程中,被定位为四阶段中的第二阶段(外缘带钮式)。而铜镜与中国的汉式镜不同,在偏向一侧的位置排列有二个鼓形提钮。镜背由镜缘、外区、内圈带和内区构成,镜缘呈断面半圆柱形,整体呈凹面。此类镜子的一大特征是镜面为凹面。而且镜背上铸有极其细腻的几何学花纹,是一面细腻且充满几何学美感的镜子。此类镜子在朝鲜半岛到蒙古、中国东北地区等地多有发现,而在日本至今只在福冈、佐贺、长崎、山口、大阪、奈良、长野的10处遗迹出土了11面。
在发现当初,已知韩国的入室里遗迹和山口县梶栗浜遗迹中多钮细纹镜与铜剑和铜矛共藏,因此对此多钮细纹镜的年代观已有基本了解,但关于铜铎的年代观尚无定论。本例是首个铜铎与多钮细纹镜共藏之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确立铜铎年代观的基础资料,也是研究铜铎以及铜镜埋藏问题的重要史料。